半个世纪的回忆——董国华

董国华

作者简介:董国华,1921年1月出生,1943年蒙疆医学院口腔系毕业,1945年8月参加工作,1946年10月入伍,历任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口腔科主治医师、主任军医、门诊部主任、医务处主任、副院长、院长等职,1983年离休。在医院工作近40年,长期在科室和医院做领导工作,把全部心血和精力都倾注到了医院建设上,为医院稳定持续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由城市转入农村

1945年8月,随着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在我八路军大反攻下,察哈尔省会——张家口第一次获得解放。

当时,我是张家口医学院附属医院口腔科医生,院长吴之聘指定我为口腔科负责人。科里有中国医生2名、技师1名、护士3名。还有一些国际朋友,包括美藉口腔科专家维廉·奥深培和日籍口腔外科专家井上一满、医生渡边、高级技师宇野一雄等人。

1946年6月,医院被上级命名为白求恩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同时动员全体人员,做好由城市转入农村的准备工作。主要做了两项工作:一是动员新参加工作的同志都跟着走;二是把能带走的医疗设备都尽量带走。我请领了16个战备箱都装得满满的。

1946年9月,国民党军队向我解放区发动进攻,为保存力量,医院随军进行战略转移。大家从张家口火车站乘车到沙城车站之后,改为徒步行军到樊山堡。为便于行军,医院大批物资丢在了车站或坚壁在深山里。途经狼牙山、杨家坪、紫荆关时,遭到国民党飞机的空袭,医院被分割成两半,一些人员轻装夜间急行军摆脱了困境,前进到距马河的板城村。在该村住了一段时间,一边进行休整,一边进行“一切为了前线”的教育。

在转移途中,我亲眼目睹了日寇对根据地的残暴破坏,到处是残垣断壁,许多村庄成了无人区。根据地人民的生活非常艰苦。我们沿途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对我的教育非常深刻。有一件事至今令我难以忘怀:医院到达板城村夜宿,住进了老百姓家里。深夜,老乡把住在房内的几位日籍医务人员都赶了出去,说不让“日本鬼子”住。第二天,医院召开了军民大会,向人民群众讲明日本军国主义者和日本人民的区别,在我院工作的日籍人员不是“日本鬼子”,而是我们的朋友。这件事对我启发很大,我想,抗战8年,对日寇侵华的种种罪行,中国人民都有一本血泪帐,深仇大恨谁也忘不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抗战,才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从此,我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为建立新中国而努力工作。

1946年冬天,医院战略转移到老根据地唐县,驻扎在张合庄村。这里是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在抗战时期居住多年的地方,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人民群众像迎接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迎接我们的到来。经过迅速而简单的准备,医院立即展开了正常工作。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医院就是在这块老根据地支援前线,服务军民。平时,全日开门诊为军民看病诊治;战时,派手术队去前线救治伤员。除完成医疗任务外,医院作为白求恩医科大学的附属医院,从没有间断教学工作,为解放战争的胜利积极培养医务人才。

1946年冬季,医院奉殷希彭校长指示,抓紧机会,举办了第一期牙科训练班,学制1年,10名学员都来自白求恩医科大学,后来成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口腔科带头人的冯西主任就是这期的学员。我任该训练班主任,教师有美籍口腔内科专家维廉·奥深培、日籍口腔外科专家井上一满、医生渡边和高级口腔技师宇野一雄等人。这个训练班办了4期,培养口腔医生40余人,为全区各医院输送了口腔科人才。

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口腔专业的建设和发展,得到了国际友人的大力支持。美国医生奥深培曾亲自与联合国救济总署联系,在解放区阜平县给医院口腔科空投了一部分物资,其中有简易牙科椅子、脚踏式牙钻机、牙科小器械和牙科材料药品等。奥深培坐着毛驴车把东西拉回来,大家都很高兴。有些小用品如弯钻头、拔牙钳子等,一直用到上世纪八十年代。

当时平山县西柏坡村驻有中央和军委领导机关。这年深秋季节,医院选派我带口腔保健小组,包括医生石庆文、技师宇野一雄等,到西柏坡给中央和军委首长做预防保健工作和进行口腔疾病治疗,经过一个多月精心服务,圆满完成了任务。返回医院后,口腔保健小组荣立了集体三等功。

1947年4月,医院开展了争先立功运动,进一步确立了“为解放战争服务、为伤病员服务”的办院思想。在此运动中,我因工作成绩显著,荣立了三等功。这对我激励很大,主动申请将自己享受的五级技术津贴改为供给制津贴费,得到了组织上的批准。

二、由农村转入城市

1947年11月,我军解放了华北重镇——石家庄市。1948年3月,医院奉命由唐县张合庄村移驻石家庄市北面的杜北村,为进入该市做好准备。1948年10月,医院进驻石家庄市。从此,医院由农村转入城市,由战争环境转入和平环境,开始了正规化建设的新阶段。

进驻石家庄后,医院举行了比较隆重的典礼,军区卫生部政委姜齐贤同志前来参加典礼。大会宣布医院易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并公布了医院床位和人员编制。我们口腔科,井上一满被任命为科主任,我被任命为主治军医,其他人员有军医冯西、技师宇野一雄等。

就在这时,我军得到国民党傅作义部要偷袭石家庄的情报,随即典礼改为战争动员大会,由于军情紧迫,上级指示医院立即进行转移。会后,大家立即装箱、打包,抬担架、运伤员,夜里12点准时乘专车开往衡水,黎明就到达了目的地。在衡水农村很快又展开了医疗工作。过了几个月,1949年春节前后,傅作义部偷袭石家庄的图谋被挫败,战局逐渐稳定下来,医院又重返石家庄。

当时,华北军区卫生部钱信忠部长兼任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由于钱部长经常带手术队在前线工作,实际上医院主要由副院长李新农和迟复远负责,后来,他们二人相继调到长春第一军医大学和西南前线工作。1949年,张之及接任院长。这里特别要说的是,张院长在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工作了13年,是医院由农村转入城市进行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阶段,他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以及抓技术建设和人才培养的远见卓识,都给人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至今回忆起来,众人仍赞不绝口。他辛勤耕耘,为医院建设和发展付出了全部心血,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担任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医务处主任之职,与张之及院长一起工作了7年多时间,他既是我的首长,又是我的老师,在各方面从他身上都学到了不少知识。在这里,我们不妨看一看他是怎样抓医院建设的。

(一)抓人才培养。1950年北京解放不久,他就派出医生林超然去北京医学院学习病理科,他认为医院没有病理科是提高不了临床技术水平的。还抽调了医院医训队学员彭大实、李广运两位同志学习制片等技术,使医院病理科一直走在全区医院的前列。与此同时,选派内科医生黄亮基到北京医学院学习放射诊断、护士高伟学习营养,后来他们都成了各自学科的带头人;选派胸外科林思平、腹部外科陈乃佛、泌尿外科杜奇、宋希圣、妇产科陆长庆、内科林兆信等一大批医务人员,到北京协和医院学习深造,主攻专科技术,这为1954年医院分科分系做了重要的准备,实属水到渠成,立即按各专业分科,展开工作。他除了派出去,还注意请进来,千方百计从北京、天津请来赵达、罗延平、那鸿恩、刘永乐等一些专家来医院工作。有一个故事足以说明张之及院长是何等珍惜人才:1954年从第五军医大学毕业的宁佩萸、蔡锦先两位年轻女医生,他们的爱人都在部队做医生工作,所在部队多次来函商调。张之及院长看出这两位医生都是很有发展后劲的人才,坚决不同意调走,反而千方百计把宁佩萸的爱人辜芸生、蔡锦先的爱人钟畏三调进了医院,后来这两对夫妇分别成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传染结核科、心血管科、消化科、呼吸科的科主任,在专科建设方面都颇有建树。尤其宁佩萸同志,使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在心血管疾病的诊治方面跨入全国先进行列。如此等等,可见张之及院长的先见之明。

除了派出去、请进来之外,张之及院长还倡导在院内大办各科学习班,如英语班、俄语班、心电图班、病理学习班和防原子化学学习班等,并举办各种学术报告、病例讨论、临床病理讨论会等。当时,学术风气非常浓厚,人人为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刻苦学习,努力掌握为病人服务的过硬本领。

其实,医院办学习班也是有着光荣历史传统的。1949年下半年,石家庄卫生局为提高该市镶牙馆的齿科专业技术水平,举办了一期学习班,聘请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口腔科主任井上一满、主治医师董国华、医师冯西、丸山、技师宇野一雄任教员,学员50名,学制8个月,后延期至1年,为石家庄市口腔医学培养了人才,受到了市政府的表扬和感谢。以后五、六十年代,在医院领导下,口腔科主任冯西主持举办了多期口腔学习班,为北京军区各医院输送了大批口腔医学人才。

1954年秋天,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开办了一期病理培训班,学期1年,学员主要来自军区各医院,还有解放军总医院和海军、空军总医院的部分同志,培养临床军医32名,成为我军第一个有能力开设该专业培训班的医院。

医院除了举办临时专业学习班外,还常年编制设立有护士学校,并于1951年抗美援朝时组建了医训队,负责培训军医、口腔、化验、放射等专业人才,为全区人才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二)抓医院管理。医院由农村转入城市,缺乏规章制度,游击习气极多。为此,张之及院长想了许多办法,付出很多心血,在制度建设上作出了突出成绩。

一方面,组织全院大张旗鼓地学习上级下发的《医院规章制度》、《医疗护理操作常规》等条文,院领导和机关利用院朝会,一节一节地读,一句一句地学;各科也利用交接班时间,一条一条地学,并边学习边落实,制定出各科室工作常规,写在本上,挂在墙上,印在心上,落实在工作上,使病房管理大为改观,真正做到了清洁、安静、舒适。建立和完善查房检诊、病历书写、计划治疗、保护性医疗等制度,使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医疗质量逐年上升。就连医护人员的言行举止都有了严格规定,如要求上班时着装必须整洁,不许光脚赤背;洗衣房要把白衣洗净熨平;不许在病房大声喊叫,两人说话要保持在1米之内、半低音;夜间护士查房要轻手轻脚,不能惊动病人睡眠,等等。通过采取这些措施,建立起良好的医疗秩序,得到了病人的广泛称赞。

另一方面,为了学有样板,还组建起一个实验病房,由北京协和医院调来的赵达同志当主任,他爱人朱宝华医生协助,建立起医嘱制度、教学查房制度和住院医生12小时在位制、住院总医师制等正规的管理制度。然后,组织各科参观推广,使医院的正规化建设加快了步伐。这是张之及院长在全区医院正规化建设中的一个创举,受到军区卫生部的通报表彰。

(三)抓专科业务技术建设。当医院正规化建设深入进行时,各专科主任都学习进修回来了,随之各个专科技术水平都有了很大提高,新业务、新技术逐项实施,检验、放射、理疗、药房等业务技术都在不断提高。这时,张之及院长告诫大家:只有真正掌握了科学技术,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要学习白求恩“精益求精”的精神,决不可浅尝辄止。目前,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科技建设的长足进步,是和张院长当年的不懈奋斗分不开的。

(四)抓以白求恩精神为主题的思想政治建设。张之及院长非常重视继承和发扬白求恩精神,打从他任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的时候起,每年逢11月12日白求恩逝世纪念日,医院都要组织学习《纪念白求恩》,举办白求恩事迹报告会,组织为白求恩扫墓。全院同志都以学习白求恩为荣,激励自己积极工作,待病人如亲人,涌现出了许多英模人物。如:内科医生赵庆周成功抢救再生障碍性贫血病人,荣立二等功;小儿科护士赵青云、赵志英连续十几年无差错,荣立二等功。除医护人员外,后勤人员也主动为伤病员服务,建立起物资下送下收制度。为保障全体工休人员的生活,还建立起奶牛场、养猪场。张之及院长亲自组织生产劳动,种植树木花草,美化环境,受到了军区和后勤部的表扬。

(五)抓勤俭办医院。医院进城后,经费很少,恨不得一个铜板分成两半花。张之及院长向大家讲白求恩艰苦奋斗的故事,号召大家勤俭办院。大家把用过的纱布、棉棒回收,用过的针头也舍不得扔,回收起来保存好。每年,张院长都请一次老师傅来医院将上千万个旧针头磨锋利、通针心,重新用。有些小器械科室自己制作,内科主任罗延平为开展科研自制了记纹鼓,为治疗抗美援朝下来的精神病患者自制了电休克仪;放射科技师李浴中发明了“腰椎斜位摄影测角器”,非常实用,张院长让木匠做了一批该器具,赠送给来院参观的全区各医院,深受各医院欢迎。在张院长的大力推动下,全院发明创造、勤俭创业的好人好事层出不穷。

三、医院发展的鼎盛时期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张之及院长调离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北京军区卫生部医政处处长金有志同志接任院长。他平易近人,善于联系群众,天天深入科室,办事果断。时任政委刘云一和副院长张业胜、万文峰、副政委白培芝等同志,思想水平和领导能力都很高,这是一届极团结和极有活力、极有远见的领导班子。时值中央制定颁布“自然科学发展十二条”之际,1962年北京军区北戴河会议制定了《医院工作十二条》。为贯彻会议精神,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也制定了自身的规划,突出科技建院和以医疗工作为中心,建起了临床科研室、病案资料室、动物饲养室、图书馆等,狠抓技术队伍培训,进一步发展了各个学科。此时,人们钻研学术的风气很浓,去图书馆看书的人多了,新业务、新技术不断发展,呈现出一派技术繁荣的景象,医院全面建设特别是科技建设进入了鼎盛发展的时期。

这里要谈一谈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与中华医学会的关系。我是中华医学会的老会员,1954年任中华医学会河北省分会的副会长,五十年来,医院各科室主任都参加了该组织,并分别担任各专业组的组长或副组长等职。这对医院技术建设、培训干部、联络专家以及掌握新技术、了解国内外医学发展信息等,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医院免费为该学会每周的学术活动提供大礼堂,几十年来都是如此,受到医学会的好评。这样做,既解决了医学会的困难,又为医院参加学术活动提供了方便。我深刻体会到,医院参加不参加学术活动大不一样,否则,天天在院内打转转,知道院外信息少,没有交流,信息不流通,会直接影响医院科技建设和发展。我积极参加这项活动,可谓受益匪浅。

四、十年蹉跎岁月

1966年,正当医院全面建设蓬勃发展的时候,史无前例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文革”期间,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和地方医院一样,开展了阶级斗争,一时间天昏地暗,院长金有志被打成“走资派”,各科室有贡献的科主任都被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所谓“工人宣传队”开进了医院,把医院说成是“牛鬼蛇神、特务反动派的魔窑”,大字报满院飞舞,不是党员甚至是文盲的所谓“工人造反派”要夺院党委的领导权。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造反派们低估了形势,这里不是普通的医院,是党领导建设起来的、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经过艰苦环境锻炼的以白求恩的名字命名的医院。医院的科技干部都是对党忠诚、受过战争考验的革命知识分子,这样一个群体,人人心里都有“一杆秤”。像金有志院长一样,许多科主任都是晚上在台上挨批斗,白天照样抓医疗,像白求恩那样精心为病人做手术,进行各种医疗活动。十年动乱时期,医疗工作照常不间断,大家都把病人利益放在第一位。

一些被批斗的军政首长,如石家庄步校政委陈亚夫、校长陈雷、石家庄地委书记康修民、石家庄市委书记力矢、河北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冯烨等,都到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住院治病。其后,陈毅元帅和北京军区杨勇司令员等首长,也曾来医院治疗,受到极其尊重和细心的照料。如今,大家每当回忆起这些往事,都感慨万千,觉得做了应该做的事。

五、科学春天的到来

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党中央在1978年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科学发展带来了春天。1979年我被任命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十年动乱的遗留问题很多,“左”的思想影响尚在,许多医疗制度被破坏,真有百废待兴之感。此时,我该怎样挑起重担,不辜负党的信任,把医院建设好呢?

首先,在院党委的领导下,认真学习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以医疗为中心上来。党委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历次政治运动中遗留的历史问题彻底平了反,为“文革”中被撤职、降职的科主任和一些医务人员恢复了原职,彻底清除了扣在他们身上的一切精神枷锁,大胆吸收多年盼望入党的知识分子加入了党组织。全院上下同心同德,心情舒畅,有了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人人都有甩开膀子干一番事业的鸿鹄之志。

其次,坚持狠抓人才建设不放松。我跟随张之及、金有志两位院长工作多年,他们抓人才培养的明智之举对我有极其深刻的影响。分析一些尖端技术不是一个人或一个科室能突破的,必须多学科结合起来才能实现。因此,两次派出包括心血管内科、外科、麻醉科、放射科等多学科人员组成的小组外出进修:一组是到北京一些大医院学习,一组是到沈阳军区总医院学习。他们学习归来,于1980年顺利开展了体外循环下心脏直视手术。尤其是在体外循环下开展的法乐氏四联症心内矫治术,是全军最早开展此项手术的医院。

不仅如此,还从武汉医学院请来人体器官移植专家,协助和指导医院开展了肝脏移植和肾脏移植手术,两例肝脏移植手术均获得成功。这些尖端技术的开展带动了多学科的发展,后来因肝脏移植耗费太大,上级卫生部门不让开展了。由于肝脏移植是全军唯一开展此项技术的医院,外二科(现肝胆外科、普通外科)被总后勤部确立为“全军腹部外科中心”,为医院发展肝脏外科打下了坚实基础。同时,心血管内科亦被北京军区后勤部确立为专科技术中心,血液透析等技术走在了全区各医院的前列。经过积极筹备,临床实验科又重新建立和发展起来,王庭桂主任攻坚破难,潜心钻研,在国内率先发现了甲肝病毒,填补了全国空白,荣获军队科研成果一等奖。

除抓好学科带头人培训外,我和党委“一班人”也对整个科技干部队伍的状况进行了认真分析:一些科主任年龄偏大,接替他们有“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还不乏其人,再往后就将出现“断档”。在科里工作的大部分是工农兵大学生,文化程度低,形不成梯队。1976年医院曾发生一起严重的医疗事故,其主要原因是医生、护士、司药都是小学文化程度,小数点算不清楚,把静脉注射的酒石酸锑钾大了10倍,导致病人死亡。对青年医生一定要加强培养,使科技干部队伍形成梯队。院党委下决心要办好学习班,分两批轮训,学制两年,其中利用一年时间专门补习文化、医学基础、科研方法和统计学等基础知识,这是在全区医院中实行最早的举措。加上大部分人自身爱钻研,又专门送出进修、学习外语等,有的进步较快,其中有的考取了研究生。如今,各科室的主任大都是从这一批人中产生的,顺利接了班。回头看,院党委这个培养人才的举措是适时的、成功的。

与此同时,还狠抓了医院管理,恢复了“文革”前行之有效的制度,并制定了一些新的制度。组织深入学习总后卫生部颁发的《医院各级人员职责》、《医院规章制度》和新版《医疗护理操作常规》,恢复和完善了过去一直坚持的三级检诊制度、住院总医师制度和教学查房标准化制度,每周举行一次全院学术活动,经常组织专题报告会和临床病理讨论会,使医院各项工作都纳入到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管理的轨道。

六、老校长的感慨

试看今日,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已完全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我在欣悦之时,不由得想起一直在关心着医院建设和发展的老校长——江一真同志。

江一真同志是1937年创办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的第一任校长,军区后方医院是该校的附属医院。白求恩逝世后,学校被命名为“白求恩卫生学校”,军区后方医院被命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1980年,江一真同志到河北省任人大常委会主任,他对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有着深厚的感情,常到医院看望,并在医院干部病房休养了一个月。此间,他看到医院房屋建筑很破旧,医疗仪器极缺乏,各种设备总值只有一百多万元,没有一件进口仪器,十分落后。见此情景,他非常感慨,深感内疚,没想到一所对革命战争有着突出贡献并以白求恩的名字命名的老医院竟是这样落后?

于是,他做了详尽调查,当然我也给他提供了不少详细资料与建议,然后,他以个人名义向聂荣臻元帅写了情况报告,希望聂帅关怀这所医院,建议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医院设备落后,急需更新;二是医院基建太差,需重建门诊大楼、基础医学大楼和干部病房大楼等;三是医院体制需要改革,级别应适当提升。

聂帅很重视江一真同志的报告,立即作了批示。很快总后勤部一次性批给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650万元购置仪器设备,如大型X光机、CT、体外循环机、生化自动仪等进口设备。这在全军医院建设中一次性投入这么多资金还是没有先例的。随之门诊大楼、干部病房楼等都得到了批建,医院体制也进行了改革,建制由团级单位升格为副师级单位,直属军区后勤部领导。老首长的深切关怀,推动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发展进程出现一个重大转折,使医院现代化建设迈上了一个新台阶。我们回顾历史,瞻望未来,怎能忘记老首长对我们的关怀呢?

七、结束语

离休了,思想感情的潮水一直在我的脑海里荡漾,没想到人老了,仍与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有着如此割不断的深厚情怀。

我生于1921年,1945年参加革命,在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工作了半个世纪。1948年任主治医师,1953年任口腔科主任军医,历任门诊部主任、医务处主任、副校长、副院长、院长等职。1947年荣立三等功,并主动申请将技术5级津贴改为供给制。1979年干部调级时,我又主动把名额让给了科主任。时隔3年,我离休住进了北后第二干休所,所里通知我的技术级为6级,没有职称。我长期工作在医疗第一线,40多年前是技术5级现在怎么成了6级呢?怎么不进反而退了呢?后来想想,也就想通了,我在投身革命队伍时就立下誓言:那就是锻炼!从政治上锻炼,从技术上锻炼,像白求恩那样锻炼!

这里,我想起了一个两瓶酒的小故事:1949年进城后,口腔科主任井上一满给六十三军副军长看好了牙病。病人送给他两瓶葡萄酒以表谢意。他说:“我不收礼,我是解放军,遵守三大纪律不收礼。我是白求恩医院的大夫,全心全意为伤病员服务是我的职责,喝了病人的酒,会给白求恩医院的脸上抹黑。”最终,病人仍是把酒硬放下走了。事后,他把酒送到政治处退还给病人。院长在全体军人大会上表扬了他,称赞他这是像白求恩一样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事情虽小,却很感人。多少年来,我也是以这种精神激励自己并教育别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官绝对要清廉,没有用过公家车办过私事,因为我是共产党员,永远以党员标准要求自己。

生我养我的家乡是第一故乡,培养我怎样做人和做什么人的第二故乡是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我有幸参加革命的第一天,就迈进了这个可爱的、幸福的地方。

经过半个世纪,使我一天天懂得了“为什么穿草鞋的人把穿皮鞋的人打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哪有我今天,感谢党的恩情,感谢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对我的教育和培养。

 

来院导引:

公交车:1路、快1路、15路、29路、38路、58路、61路、62路、94路、325路、游5路公交车,和平医院站下车即到。

自驾:西二环,中山西路出口,向东200米路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