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三位国际友人在一起的日子——高秉占

高秉占

作者简介:高秉占,抗日战争时期曾任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主治军医,离休前为第二军医大学校务部顾问。回忆录《和三位国际友人在一起的日子》,不仅反映了白求恩、柯棣华、傅莱三位国际主义战士的革命精神和动人事迹,也反映了该同志自觉从他们身上学习做人行医的品德,不断成长进步的历程。

1938年到1943年,我有幸和白求恩大夫、柯棣华大夫、傅莱大夫等三位国际友人在一起工作,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

严中有爱的白求恩大夫

我最初见到白求恩大夫是1938年初秋在山西省龙泉关召提寺。以后在河北省郎家庄、朱家庄、上下高坡、古道口、老姑、花塔、套里、神北等村,时常在一起。那时,我在医院任护士长,白大夫经常检查我们的换药室、药房,并亲自教我们如何给伤员换药、擦洗伤口、处理骨折、止血。白大夫所做手术的术前准备、术后处理,一般都由我承担。接触多,当然挨批评也多,有几件事至今难以忘怀。

白求恩大夫是医学家,也很懂军事,1938年秋天,日寇向我晋察冀边区扫荡。阜平县城和龙泉关之间有两条大山沟,沟内有一小山庄叫不老树村。敌人向龙泉关进攻时,白大夫带领的医疗队就在不老树村,为从阜平前线送来的伤员进行初步治疗处理。前边的炮声越来越近,当敌人的炮弹落到离不老树村较远的地方时,同志们考虑到安全,就建议白大夫撤离,但他只管做手术,并不急着走。这时,敌人的炮弹落在了村前,有的已落在村中,大家着急了,劝白大夫快走,他仍不着急,并坚持工作着。后来炮弹落在了村子后边,白大夫才收拾东西撤离。事后,白大夫对大家说:敌人零星打炮解决不了问题。我参加过西班牙战争,军事上我懂一些,敌人的炮弹落在村前或村中,说明他的步兵离这里还远。从炮弹的出口到落点的时间,就可以计算出距离。如果他的步兵太靠前了,岂不打着他自己的人了吗?所以,等炮弹延伸超过了村庄,只要我们行动迅速,再走也来得及。医务工作者也要懂军事,否则是不行的。几十年来,我脑子里一直记着这一问题,当时是山地战斗,敌人的机械化用不上,白大夫的判断和处理是正确的。当然,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作战,军队医务工作者都应该懂得一些军事。

白大夫不管到哪个单位或医院,清洁卫生是他最注意的一项工作。这里也包含着所有场所,如对病室的打扫整理、伤病员的个人卫生、各工作间东西的摆放和宿舍内务的整洁化、洗晒场的污水处理及环境卫生等,他都要求的很严格、很具体。其实,白大夫本人就有良好的生活习惯,他在学习或办公时,如有急事需要他去时,他总是把书、纸、笔、茶杯、椅子等按原来放置放好,把凳子放在桌子下边,看看整齐了,才肯离去。在这一点上,他和我们讲过这样的意思:有条不紊、井然有序的习惯必须养成,特别是一位外科大夫更应如此,否则,就容易出事故,会把良好愿望变成不良的后果。试想,胸、腹手术如果因不慎把纱布或小器械丢在里面而缝合起来,那将是什么样的后果,这不是没有先例的。

在套里村时,白大夫到我们换药室、药房查看,他发现用纸做的瓶签容易被污染,特别是220、雷夫奴尔、龙胆紫、碘酒等有色药液,向外倒时极易弄得瓶签上一条条色道。白大夫见到以后,建议我们再向外倒药液时应瓶签向上,以避免瓶口遗液下流到瓶签上。但用时一时忘记,又出现污染。他对我们说:“再动动脑筋就能解决问题。”于是,他又建议我们都用小薄木板做瓶签,上边穿一小洞,用线拴在瓶口上,大瓶用大一点的木板,小瓶用小一点的,放时小木板的角度都是一样的,这样既美观整齐,又不会被药液污染。白大夫即使在这样小的问题上,也是非常肯动脑筋的。

至于他在艰难的环境下自制夹板、自制镊子和探针,亲手做托马式夹和夹上的布套,亲自为伤病员理发、洗澡、处理大小便等,那更是家常工作了。

平易近人的柯棣华大夫

柯棣华大夫是搞外科的,出任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之前在白求恩卫生学校任教,经常和江一真校长一起做外科手术。在学员实习中,他亲自进行指导并实际操作,教学员学习。他态度和蔼,脸上常带着笑容,有时见你做的不对,他总是耐心解释和纠正。实在不高兴时,就两眼注视你片刻,一句话也不说。一次,学员操作腰椎穿刺,我真走运,两次都是一次穿准。柯大夫拉过江校长不知笑着说了些什么,江校长扭过头来看了看我,并没有说什么。事后,同学们告诉我说:柯大夫在校长面前表扬你了。

白求恩逝世后,原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改名为白求恩学校,原附属医院改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柯棣华任院长,我任主治军医,和护士长张相忱、护士班长齐勇等担任起术前准备、术后处理等工作。

当时,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和白求恩学校一起同住在河北省唐县葛公村。医院设在村北一个地主叫齐老郭家的院子里。院子分3层,前院是较轻的伤病员,中院以内科和其他科为主,后院是重伤病员。前、中院并设有换药室、值班室等。其他各科如内科、眼科、五官科、妇产科、手术室等,均设在西侧一个大院内。

柯棣华既担起院长之职,也负起外科医生之责。他对病历的填写非常认真,每天上午检查病房,总是对伤病员一一询问,对病历一一过目,尤其对特护伤病员更是细心周到,总是把每一件对伤病员有利或不利的事,一一详细说明。由于柯院长白天行政工作多,又时常做手术,晚上伤病员有什么大的变化,往往也叫醒他来处理,使他十分劳累。王彬协理员告诉我们,晚上伤病员有什么事,你们能处理的尽量处理,不是极特殊又实在处理不了的事情,一般不要叫醒柯院长。可是没过几天,晚上十一点多钟,柯院长却直接来了,他一见我就问:“高秉占,怎么这么长时间晚上不叫我了,伤病员都很好吗?我告诉你,出了问题你可要负责任的。”我不好说别的,只好告诉他,近来伤病员没出什么大事,我们也想多做点实际处理,多长点经验。他一面听我说着,一面径直来到一位下午刚做过手术的伤员床前去看。这位伤员手术时用的是腰椎麻醉,头还未抬高,柯院长亲自将枕头拉过来,一边给伤员枕上,一边说:“麻药效力已经过去了,不会再使脑部贫血,应适时抬高起来。”尔后,他又将几位重伤员都看了一遍,向我询问了一些具体情况,才慢慢离去。临走前,还再三嘱咐:“有事要来叫我,哪怕是深夜也好,你可不能太大意。我们辛苦点没关系,伤病员的安危要紧。你知道了吗?”稍停一下又说:“你只是为想学点经验吗?切不可大意。”他面带笑容,直望着我,看来是觉察到了不叫醒他的“秘密”。柯院长忘我工作的精神,至今我还铭记在心里。

热情奔放的傅莱大夫

傅莱大夫是奥地利人,抗战时期来到晋察冀边区,帮助中国人民抗日。来到晋察冀根据地后,他兼任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内科医生,常和我们在一起,非常注重感情交流。一次,他拿来一双布鞋和一些红枣送给我,鞋子又宽又长,我一穿,比我的脚长了2寸多。但他执意要送给我,说:“小高,没关系,你修改一下就能穿了。”经我多方解释,枣子留下,鞋子才请他拿了回去。在医院里,我的个子可以说是顶高的了,但和傅莱大夫比起来,我还得抬头望他,他比我要高一头多,我们宿舍的门够高的了,但他总要低头弯腰才能进来。每次他来时,门口的光亮就被他挡住了,他进了屋,光亮才又跟进来,逗得我们直笑。

他办事很耐心,白求恩大夫逝世以后,留下的一架X光机,就由他来使用。傅莱大夫带我们去看X光,暗室是用木头筑成的,周围还挂上棉被、毯子。进暗室前,他叫我们先闭上眼睛坐在过道里,说是这样进去看图像就更清楚,当时看到清晰的骨骼和内脏轮廓以及异物(子弹、弹片)的所在部位,真感到大开眼界,神奇极了,自认为是长了见识,更增强了学习医学的信心。革命工作的相处,使异国的战友之间产生了感情。一次我患感冒,发高烧到39度多,傅莱大夫得知后,又是端水,又是送药,守在我身边,关怀备至,至今使人难忘。

白求恩大夫称呼我叫“孩子”,柯棣华院长称我叫“高秉占”,傅莱大夫称我叫“小高”,称呼虽异,但含意都甚亲切。他们像长辈一样关心着年轻人,下边的几句话是他们对我异口同声的希望:“好好学习吧,你身体很好,这是你工作的最好的本钱。尤其做外科工作,更需要健壮的身体,希望你将来做一个有所作为的人。”

    可以说,三位国际友人的性格是截然不同的。白求恩大夫对人极为严厉,见到有什么缺点、错误,就毫不留情地提出批评,立即要改。我受批评不只一次,今日想来实在批评的有益,可以说是“良药苦口”。柯棣华院长、傅莱大夫却温文尔雅,平心静气,从不发脾气,像很有气度的兄长。但他们的理想追求都是一样的,都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们自己的事业,对年轻人恨铁不成钢,总想叫你不断学习进步,这是他们共同的愿望。

 

来院导引:

公交车:1路、快1路、15路、29路、38路、58路、61路、62路、94路、325路、游5路公交车,和平医院站下车即到。

自驾:西二环,中山西路出口,向东200米路南。